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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长期没有发生影响,而长期发生影响的是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年)的《论诗艺》。这位拉丁古典主义代表把典型狭窄化为“类型”和“定型”。亚理斯多德所强调的普遍性不是根据统计平均数而是符合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贺拉斯的“类型”则论量不论质,普遍性不是合理性而是代表性,具有类型的人物就是他那一类人物的代表。贺拉斯在《论年艺》里劝告诗人说:“如果你想听众屏息静听到终场,鼓掌叫好,你就必根据每个年龄的特征,把随着年龄变化的性格写得妥贴得体,……不要把老年人写成青年人,把小孩写成成年人。”可见类型便是同类人物的常态,免不了公式化、概念化,既不顾具体环境,也不顾人物的个性。“高头讲章”的气味我也不太欣赏,所以动笔行文时也力求避免写成教科书。写出来的也决够不上教科书的水平。好在《美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之类著作现在也日渐多起来了,我何必去滥竿充数呢?我之终于答应写《谈美书简》,一则是要报管来信来访和来约者的盛意,二则是从解放以来我一直在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过去自己的言论中错误和不妥处也日渐有所认识,理应趁这段行将就木的余年向读者作个检查或“交代”。四、审美者和审美对象各有两种类型。审美的主体(人)和审美的对象(自然和文艺作品)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而这两种类型又各有程度上的差别和交叉,这就导致美与美感问题的复杂化。先就人来说,心理学早就把人分成“知觉型”和“运动型”。例如看一个圆形,知觉型的人一看到圆形就直接凭知觉认识到它是圆的,运动型的人还要用眼睛沿着圆周线作一种圆形的运动,从这种眼球筋肉运动中才体会到它是圆的。近来美学家又把人分成“旁观型”和“分享型”,大略相当于知觉型和运动型。纯粹旁观型的人不易起移情作用,更不易起内摹仿活动,分明意识到我是我,物是物,却仍能欣赏物的形象美。纯粹分享型的人在聚精会神中就达到物我两忘和物我同一,必然引起移情作用和内摹仿。这种分别就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所指出的日神精神(旁观)与酒神精神(分享)的分别。狄德罗在他的《谈演员》的名著里也强调过这个分别。他认为演员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演员演什么角色,就化成那个角色,把自己全忘了,让那个角色的思想情感支配自己的动作姿势和语调。另一种演员尽管把角色演得唯妙唯肖,却时时刻刻冷静地旁观自己的表演是否符合他早已想好的那洲理想的范本”。狄德罗本人则推尊旁观型演员而贬低分享型演员,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上面所介绍过的立普斯显然属于知觉型和旁观型,感觉不到筋肉活动和内摹仿,谷鲁斯却属于运动型或分享型。因此,两人对于美感的看法就不能相同。宝马线上娱乐746这是不是说批判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流派中一个支派呢?恐怕不能这样看。十八、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大师们一般都是“资产阶级浪子”,都起了“揭发社会恶习”的作用,却也都没有“指出一条出路”!高尔基正是在肯定他们的功绩时,指出了他们的缺陷。

宝马线上娱乐746隐寓的“意义”便是“思想”。思想是要用语方文字来表达,而音乐本身不用语言文字,它只是音调节奏起伏变化的艺术。音调节奏起伏变化是和情感的起伏变化相对应的,所以音乐所表现的是情感而不是只有语言文字才能表达出的思想。托尔斯泰在《艺术论》里强调文艺的作用在传染情感,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前我决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大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鳖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艺术史,学过符号逻辑,用过薰烟鼓和电气反应仪器测验过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为欢喜文学,我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被逼到研究想象和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的美学著作。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所欢喜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了。我现在相信: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和哲学的人们如果忽略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作者一方面肯定了罗丹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指责罗丹的现实主义“不过是‘写真实’的别名”。我们还记得“写真实”过去在我们中间成了一条罪状,难道现实主义就不要“写真实”吗?作者还挑剔罗丹不该把现实主义说成“诚挚是唯一的法则”,理由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诚挚’”,试问过去公认的一些阶级成分并不怎么好的现实主义大师,例如莎士比亚、费尔丁、巴尔扎克、易卜生、托尔斯泰等等,都不“诚挚”,都在以说谎骗人为业吗?作者还重点地讨论了艺术如何运用丑的问题。他先褒了一笔,肯定罗丹描绘丑陋有不肯粉饰生活的“积极内容”,没有否认自然丑可以化为艺术美,接着就指责罗丹“偏爱残缺美”,毕竟“含有不健康的消极因素”,因为他“受到了颓废思潮的很深的影响”,“罗丹思想上同颓废派的联系,使他不能正确辨认生活与艺术中的一切美丑现象”。试问罗丹既不能正确辨认生活与艺术中的一切美丑现象,他不就成了白痴吗?还凭什么创造出那些公认为杰出的作品呢?罪状还不仅此,罗丹“偏爱残缺美”,“也破坏了艺术的形式美”,“罗丹作品形式上的缺点正是反映了内容空虚和消极反动”。总之,一戴上“颓废派”的帽子,一个艺术家就必须一棍子打死。请问广大读者,《罗丹艺术论》和罗丹的作品究竟在哪一点上表明他是个颓废派呢?就历史事实来说,罗丹在“思想上同颓废派”究竟有什么联系吗?和他联系较多的人是雨果和巴尔扎克,他替这两位伟大小说家都雕过像,此外还有大诗人波德莱尔,他和罗丹是互相倾慕的。波德莱尔的诗集命名为《罪恶之花》,一出版就成了一部最畅销的书,可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批准。但是《罪恶之花》这个不雅驯的名称(注:趁便指出:原文Mal应译为“病”,即“世纪病”中的“病”,“罪恶”是误译。)便注定了他在某些人心目中成了“颓废派”的代表。罗丹和他确实有联系,那他也就成了颓废派。依这种逻辑,雨果和巴尔扎克当然也就应归入颓废派了。要深文罗织,找罪证也不难,雨果不是在《巴黎圣母院》里塑造了五官不全的奇丑的敲钟人吗?巴尔扎克不也写过许多丑恶的人丑恶的事吗?

从此可见,这两种倾向的差别主要是人生观和政治立场的差别,有它的阶级内容。这当然是正确的,资产阶级文学史家们一般蔑视这种分别,是为着要掩盖社会矛盾,为现存制度服务。不过这个分别也不宜加以绝对化,积极的浪漫主义派往往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浪漫派往往也有积极的一面,应就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例如在英国多数人眼中,在华兹华斯、雪莱和拜伦这三位浪漫派诗人之中,华兹华斯的地位最高,其次才是雪莱和拜伦,可是由于我们的文学,史家们把雪莱和拜伦摆在积极的浪漫主义派,甚至摆在现实主义派,把华兹华斯摆在消极的浪漫主义派,甚至一棍子打死,根本不提,这不见得是公允的,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不过我感觉到与游戏密切相关的偶然机缘在文艺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还大有文章可做,而且也很有现实意义。我准备继续研究下去,并且希望爱好文艺和美学的朋友们都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抒己见,引起讨论,或可以解放一下思想。过去,朱光潜是信奉表现主义的,因此基本上不谈艺术反映现实与典型问题,到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典型问题是与美及艺术本质紧密相关的,是美学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之一,所以他在《谈美书简》第11封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艺术典型问题在美学史上可以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即已提出了很精辟的典型说。他强调艺术典型须显出事物本质和规律,不是于事已然,而是于理当然;于事已然都是个别的,于理当然就具有普遍性,所以说诗比历史是更哲学、更严肃的,也就是具有更高的真实性。不过诗所写的还是个别人物,即“安上姓名的人物”。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与普遍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正是艺术典型的最精确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还曾提出过一种“类型”说。他按年龄和境遇把人分为幼年人、成年人、老年人以及出身高贵的人、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几种类型,并且对每一类人作了概括性描绘。他的用意在于要艺术家熟悉观众的性格与心理,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宝马线上娱乐746宇宙是一个整体,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也是一个整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日渐构成一个整体。“荷叶藕,满塘转”,互相因依,牵一发即动全身。所以我们决不能把美学看成一门独立自足的科学,把门关起来靠“自力更生”。有些立志要搞美学的人既不学哲学,又不学历史,又没有文艺实验经验,连与美学密切相关的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史、艺术史、语言学乃至宗教神话之类也不想问津,甚至对当前文艺动态也漠不关心,而关起门来“深思默索”,玩弄概念游戏,象蜘蛛一样,只图把肚子里的丝吐出来,就结成一面包罗万象的大网。这是妄想!只学马克思主义而不学其它,也决学不通马克思主义。美学也是如此。试想一想马克思在指导工人运动之外,还积蓄了多么渊博的学识!而且还写出那么多的不朽著作!学马克思主义也好,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好,首先要学习马克思的这种认真刻苦、勇猛前进和精神。

二、人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自意识(即自觉性)。他意识到自己就是人类一个成员,而且根据这种认识来生产。动物只在受肉体直接需要的支配之下片面地生产,人却是根据人类的深远需要全面地自由地生产。这就肯定了文艺的广阔题材和社会功用。具体的实例是蜜蜂营巢和建筑师仿制蜂房的分别。亚理斯多德在《诗学》第九章里曾对艺术典型作了很好的说明,到近代,西方文艺理论家们才逐渐理解它的很深刻的意义。其文如下:限于篇幅、时间和个人的精力,这些谈美的信只得暂告结束了。回顾写过的十二封信,感到有些欠缺应向读者道歉。马克思在《经济学一哲学手稿》里还说过:“人是用全面的方式,因而是作为整体的人,来掌握他的全面本质。”这个“人的整体”观点也是文艺方面的一条基本规律。“本质”有时也叫做“本质力量”,究竟是些什么呢?马克思举例如下:

……除了揭发社会恶习,描写家族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个人的生活和冒险外,它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出路,它很容易地安于现状。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其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任何神话都是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西文Phantasy(幻想)往往用作形象思维(Imagination)的同义词。)谈到现实主义,还要说明一下文学史家们所惯用的一个名词:“批判现实主义”。首创这个名词的是高尔基。他在一次和青年作家的谈话中,把近代现实主义作家称为资产阶级的“浪子”,指出他们用的是批判现实主义,其特点是:

我说这次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美学课。这不仅使我坚定了一个老信念:现实生活经验和文艺修养是研究美学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而且使我进一步想到美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首先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和区别问题。现实中有没有象敲钟人那样小人物的高大形象呢?我不敢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我只能说,至少是我没有见过。我认为雨果所写的敲钟人是艺术创造出来的奇迹,是经过夸张虚构、集中化和典型化才创造出来的。敲钟人的身体丑烘托出而且提高了他的灵魂美。这样,自然丑本身作为这部艺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转化为艺术美。艺术必根据自然,但艺术美并不等于自然美,而自然丑也可以转化为艺术美,这就说明了艺术家有描写丑恶的权利。我抱着“偶然机缘”这个问题左思右想,愈想下去就愈觉得它所涉及的范围甚广。前信所谈到的喜剧中“乖讹”便涉及“偶然机绦”,我国最有科学条理的文论家刘德在《文心雕龙》里特辟“谐隐”一章来讨论说笑话和猜谜语,也足见他重视一般人所鄙视的文字游戏。文字游戏不应鄙视,因为它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它是一般民歌的基本要素,也是文人诗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歌最富于“谐趣”(就是所谓“幽默感”)。真正的“谐”大半是“不虐之谑”,谐的对象总有某种令人鄙视而不至遭人痛根的丑陋和乖讹。例如一首流行的民歌:宝马线上娱乐746至于悲剧和喜剧这一对范畴在西方美学思想发展中一向就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方面的论著比任何其它审美范畴的都较多。我在旧著《文艺心理学》第十六章“悲剧的喜感”里和第十七章“笑与喜剧”里已扼要介绍过,在新著《西方美学史》里也随时有所陈述,现在不必详谈。悲剧利喜剧都属于戏剧,在分谈悲剧与喜剧之前,应先谈一下戏剧总类的性质。戏剧是对人物动作情节的直接摹仿,不是只当作故事来叙述,而是用活人为媒介,当着观众直接扮演出来,所以它是一种最生动鲜明的艺术,也是一种和观众打成一片的艺术。人人都爱看成,不少的人都爱演戏。戏剧愈来愈蓬勃发展。黑格尔曾把戏剧放在艺术发展的顶峰。西方几个文艺鼎盛时代,例如古代的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浪漫运动时代的德国都由戏剧来领导整个时代的文艺风尚。我们不禁要问:戏剧这个崇高地位是怎样得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数典不能忘祖”。不但人,就连猴子鸟雀之类动物也摹仿同类动物乃至人的声音笑貌和动作来做戏。不但成年人,就连婴儿也爱摹仿所见到的事物来做戏,表现出离奇而丰富的幻想,例如和猫狗乃至桌椅谈话,男孩用竹竿当作马骑,女孩装着母亲喂玩具的奶。这些游戏其实就是戏剧的雏形,也是对将来实际劳动生活的学习和训练。多研究一下“儿戏”,就可以了解关于戏剧的许多道理。首先是儿童从这种游戏中得到很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之中就带有美感。人既然有生命力,就要使他的生命力有用武之地,就要动,动就能发挥生命力,就感到舒畅;不动就感到“闷”,闷就是生命力被堵住,不得畅通,就感到愁苦。汉语“苦”与“闷”连用,“畅”与“快”连用,是大有道理的。马克思论劳动,也说过美感就是人使各种本质力量能发挥作用的乐趣。人为什么爱追求刺激和消遗呢?都是要让生命力畅通无阻,要从不断活动中得到乐趣。因此,不能否定文艺 (包括戏剧)的消遣作用,消遣的不是时光而是过剩的精力。要惩罚囚犯,把他放在监狱里还戴上手镑脚镣,就是逼他不能自由动弹而受苦,所以囚犯总是眼巴巴地望着“放风”的时刻。我们现在要罪犯从劳动中得到改造,这是合乎人道主义的。我们正常人往往进行有专责的单调劳动,只有片面的生命力得到发挥,其它大部分生命力也遭到囚禁,难得全面发展,所以也有定时“放风”的必要。戏剧是一个最好的“放风”渠道,因为其它艺术都有所偏,偏于视或偏于听,偏于时间或偏于空间,偏于静态或偏于动态,而戏剧却是综合性最强的艺术,以活人演活事,使全身力量都有发挥作用的余地,而且置身广大群众中,可以有同忧同乐的社会感。所以戏剧所产生的美感在内容上是最复杂、最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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